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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对于老龄化的富裕社会来说，真正的担忧应该是移民流出，而不是移民流入吗？我也记不清有多少这样的传闻证据了：心怀不满的适龄工作者为了寻求更可预测的税收，正从英国或法国搬往阿联酋或瑞士。最新的例子是布雷万·霍华德资产管理公司（Brevan Howard Asset Management LLP）的联合创始人阿兰·霍华德 (Alan Howard)，他现在已是瑞士居民。人才争夺战正变得愈发激烈，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 (David Cameron) 最近警告称，大批英国人才正流向迪拜和阿布扎比。

　　卡梅伦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不仅仅是因为像Revolut Ltd.的老板尼古拉·斯托伦斯基 (Nikolay Storonsky) 这样近期抵达阿联酋的人。虽然超级富豪总是飘忽不定，但这种情况已经超越了那些只盯着摩纳哥的富豪圈子：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在截至3月的一年里，净流出的16至34岁英国人达到了11万。虽然不清楚他们去了哪里，但搬迁请求指向了中东的吸引力。包括公共财政紧张和白领就业市场疲软在内的“推力”因素，正在扩大低个人税或零个人税等“拉力”因素的吸引力。曾经固守大型金融中心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如英仕曼集团（Man Group Plc）或橡树山顾问公司（Oak Hill Advisors），正蜂拥前往阿联酋，那里正在部署1.1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

　　房地产价格是财富向阿联酋及米兰等其他税收友好中心大规模迁移的另一个指标：莱坊（Knight Frank）的全球主要城市高端房产指数显示，过去五年中，迪拜上涨了140%，迈阿密上涨了78%，米兰上涨了38%。与此同时，正如财富顾问们不断告诉我的那样，由于财政紧缩和“养老金领取者优先”的预算使得从迪拜到瑞士的各地对知识型员工和富裕家庭更具诱惑力，伦敦和巴黎的表现则不如人意。德国每年流失21万名20至40岁的熟练工人。鉴于前10%的高收入者贡献了法国和英国60%至75%的所得税收入，这种离境潮将开始产生累积效应。

　　基尔·斯塔默 (Keir Starmer) 或埃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的政府能做什么呢？与零税收竞争既困难又昂贵，而且肯定拉不到选票；从对冲基金经理在竞选活动中私下从法国总统候选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来看，法国为伦敦金融城银行家铺红地毯的日子似乎已经结束了。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建议干脆等待市场调整，让像迪拜这样的竞争城市“跌回凡间”。毕竟，房地产占迪拜国内生产总值的8%，其开放型经济容易受到地缘政治或经济危机的影响。但这感觉并不怎么具有战略性。不仅仅是炒房者在搬迁——迪拜金融中心现在拥有超过100家注册对冲基金。阿联酋在打击可疑资金流动方面的能力也获得了更多认可，尽管这仍然是一个风险。

　　更好的策略是“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那些老牌城市需要重新审视成本效益分析，并发挥自身优势。在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的年度科技中心指数中，迪拜的排名从第43位跃升至第20位，但这仍然低于分别位列第15位和第3位的巴黎和伦敦，后者的排名得益于顶尖大学、熟练的毕业生和风险资本的可用性（尽管美国仍居首位）。更深入、更一体化的欧洲资本市场对于防止初创企业逃往它们认为可以更自由扩张的地区至关重要。税收政策和社会支出可以更多地向帮助年轻人倾斜，而不是保护养老金领取者。如果情况恶化，离境税虽然不受欢迎，但也可能不得不成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